乌克兰媒体刊发战俘回忆录：俄罗斯关押乌克兰战俘和囚犯的监狱播放嘈杂的音乐淹没战俘们被虐待的嚎叫声

  （2023 年 5 月，基辅的一座纪念碑，纪念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被俘的乌克兰战俘的坚韧不拔。）

  安德烈-库尔科（Andriy Kulko）是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州的一名前体育教师，尽管年仅 24 岁，却已经历了人生的许多事情。战争开始前一年，他加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AFU），2022 年初，他在马里乌波尔的地狱中度过了三个月，最终被俄罗斯军队俘虏。之后，他在俄罗斯的囚禁中度过了一年八个月零二十一天，饱受折磨，直到2024年1月在一次俘虏交换中被送回乌克兰才结束。

  他回忆说：我一直想参加军队或执法部门工作。我想我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他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服役，2022 年 2 月24日俄罗斯开始入侵时，他随部队驻扎在顿涅茨克地区。

  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库尔科所在的连队就被部署到马里乌波尔，很快就发现了自己被包围城市的俄罗斯军队压制住了。他回忆说：“我看到了这一切。炸弹击中居民楼。死去平民的尸体。我们士兵的尸体。我帮着把我们的小伙子从废墟中救出来。

  2022 年 4 月，库尔科被俘，并被带到臭名昭著的奥列尼夫卡（Olenivka） 战俘营。2022年 7 月，一场大规模爆炸导致数十名战俘死亡，该战俘营成为头条新闻。虽然库尔科当时已被转移到另一个集中营，但他仍能清楚地回忆起他和其他战俘同伴刚到奥列尼夫卡时遭受的残酷殴打。“六个人用不同的东西殴打我们：木棍、橡胶警棍、皮带等等。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之前的安德烈·库尔科 （Andriy Kulko）。

  库尔科从奥列尼夫卡被带到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然后被空运到俄罗斯中部的里亚日斯克镇（Ryazhsk）。在那里，他在拘留中心度过了大约 10 个月，然后于 2023 年 2 月 1 日被转移到莫尔多维亚（Mordovia）共和国的一所监狱。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官员和调查人员经常出入里亚日斯克镇（ Ryazhsk ）拘留中心，他们对乌克兰战俘严刑拷打，以获取任何信息，并认为所有在马里乌波尔抓获的战俘都是 “纳粹 ”和 “”，因为他们可能与 “亚速营 ”有联系。

  他回忆说：他们问我是否杀害了俄罗斯士兵，是否杀害了平民，并使用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库尔科回忆说：“他们会用塑料袋套住你的头，掐住你的脖子。然后他们会用橡胶警棍打你，对你拳打脚踢，用电击枪电击你。”在审讯过程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官员还会用塑料管侵犯乌克兰士兵，并用野战电话通电施以酷刑折磨他们。库尔科回忆说：如果把电线接到身体的某些部位......他们称之为‘接通电话’。他们会转动旋转拨号盘，就像老式电话一样，然后就会产生电流。”

  “他们会用塑料袋套在你的头上， 然后掐住你的脖子 然后他们会用橡皮警棍打你，拳打脚踢，用电击枪电击打你。

  在三个月的 “调查 ”期间，战俘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受酷刑。库尔科说：“有些人经受不住酷刑，说出了不该说的话。”那些在酷刑下承认犯有 “战争罪 ”的人被带到顿涅茨克或卢甘斯克地区的法庭。

  库尔科的许多战友都被判处监禁，但库尔科成功地坚持了下来，没有承认所有的事情。库尔克说：“我想我只是运气好。这是唯一的选择。经过三个月的审讯，最严酷的折磨结束了。”库尔科补充说：剩下的日子就非常容易忍受了。”

  被俘后的库尔科。左图为一群乌克兰战俘，包括 库尔克（Kulko）（右和大图）。

  库尔科和他的战友们从里亚日斯克镇（Ryazhsk）被送往位于莫尔多维亚（Mordovia）的乌达尼（Udarny）定居点的一个刑场，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 1 月份被交换释放。

  库尔科称，在莫尔多维亚的酷刑没有在里亚日斯克那么严重，但监狱工作人员找到了各种虐待战俘的方法。库尔科说：“我们一到监狱，他们就开始殴打和羞辱我们。他们剥光我们的衣服，让我们站在一起。然后，他们把我们一个个带到调查员那里，从头打到脚，再带回牢房。在牢房里，我们被迫每天站立 16 个小时。

  库尔科说：“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双手放在背后。每天都如此，持续了 11 个月。”

  日复一日，战俘们不得不从早到晚站在牢房里。库尔科回忆说，这些牢房配备了监控摄像头。“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双手放在背后。每天都如此，持续了 11 个月。”

  库尔科说：如果有人说话或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动了一下，或者转了一下头......门就会打开，他们就会被带走挨打。”

  在一次殴打之后，库尔科的一条腿慢慢的出现严重问题，他说这条腿开始腐烂。战俘们没有正真获得任何治疗。监狱里医生后来告诉库尔科，殴打导致他的腿部形成血凝块，限制了血液流向脚踝以上的组织，最后导致腿部腐烂。尽管如此，库尔科仍继续被罚站在牢房里，这样就可以试图避免遭受更严重的殴打。

  库尔科说：“我左脚的一个脚趾停止了活动。这也与我们从始至终站立有关，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脚部积液，导致溃疡，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烂了一个窟窿。你可以把半个小拇指伸进那些洞里。外科医生告诉我，我离血液中毒只有一英寸的距离。”

  他承认说：“我昼夜不停地疼痛。我连续几周无法入睡，开始失去理智。并还有自杀的念头，但我的狱友们让我振作起来。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才渡过了难关。”

  医生偶尔也会来探监，但很少提供医疗服务。库尔科回忆说：“一位医生会问是否有人需要药片。但当你把手伸出来时，他偶尔会用电击枪电击你。我也不知道为啥。有时他表现正常，真的会递出药片。但偶尔他脑子里会闪过一个念头，然后他就会电击你的手。”

  与库尔科同牢房的其他九名囚犯中，有八名也是战俘，还有一名是在占领区被俘的平民。

  库尔科回忆说：即使站在里面都会受到挤压，别说走动了......厕所没有门。卫生纸也不总是在身边。我们只有一小管牙膏，10 个人使用。太可怕了。”

  囚犯只有在命令同意下才能用厕所，有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及时使用的。如果有人未经允许使用它，他们将被带走再次殴打。

  囚犯每天吃三顿质量差的饭菜。“早餐我们吃的是没有盐或糖的粥，还有一块半面包。午餐和晚餐时，他们给我们粥和类似汤的东西。有时我们会吃到土豆，但后来工作人员提到那些是用来喂动物的。饭菜的味道很奇怪，但我们已不在乎我们吃的是什么了。”

  囚犯们也被禁止相互交谈，但他们找到了秘密交流的方式，低声耳语和低头掩盖嘴唇的动作。库尔科说：“你会习惯一切，我们想出了至少说一点话的办法，因为不说话你真的会疯掉。

  库尔科承认说：“我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我复述了全部七本《哈利-波特》的书。”

  库尔科回忆说：“我们努力不让自己失去信心，尽管这并不总是奏效，因为我们不断被告知：乌克兰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在等你们，没有人需要你们。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占领利沃夫，然后就没有乌克兰了。那里只有外国士兵在战斗，美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你们的士兵一个不剩，都被我们杀光了。

  库尔科不情愿地承认，有时他很想相信俄罗斯人对他说的话。“老实说，当你开始相信的话时，你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谢天谢地，这种同情过去了。在那之后，我们就被仇恨所驱使了。

  过了一会儿，新的工作人员来到监狱，继续殴打。库尔科回忆说：“他们有个大木槌来检查牢房。你应该在门口、床上使用它——如果那里有东西，它就会掉下来。但他们用它来打败我们。我们走到大厅里，他们在那里打我们。”

  “我们努力不让自己失去信心，尽管这并不总是奏效，因为我们不断被告知：乌克兰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人在等你们，没有人需要你们。”

  为了淹没囚犯的尖叫声，监狱工作人员会播放嘈杂的音乐，但仍旧能听到被折磨后的尖叫声。

  库尔科补充说：“他们还会放狗咬我们。他们强迫我们爬出牢房，躺在地板上，然后狗就会攻击我们，咬我们，直到我们浑身是血。战俘们被迫每天唱八遍俄罗斯国歌，并学习俄罗斯宣传诗歌。谢天谢地，我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

  一些年长的警官对囚犯要好一些，他们没殴打囚犯，允许囚犯不时在外面走动，并允许他们洗更长时间的澡。

  库尔科继续说：“而年轻的狱警则完全被关于凶残的乌克兰人的宣传洗脑，把我们打得得很惨。”

  一名狱警告诉库尔科，俄罗斯国防部批准了一份文件，其中详细说明了怎么样对待战俘并“在身体和心理上摧毁他们”。

  直到最后一刻，库尔科都不清楚自己被交换了，还认为自身只是被转移到了另一个监狱。1月2日晚上，他和他的狱友被带出牢房，被告知换上新衣服，把袋子套在头上，然后被装上汽车，然后被送上飞机。当头套在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和乌克兰苏梅地区的边界从他的头上取下时，库尔科才意识到正在进行交换。

  在交流过程中，库尔科看到了俄罗斯战俘。他们都很干净，蓬头垢面，一点也不瘦弱。这相当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想法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是人。而我们受到的待遇是他们的良心。

  库尔科回忆说：“我打电话给他们，有泪水，有尖叫，有很多喜悦......那是一个难忘的时刻。他们当然特别高兴。但他们一开始不相信是我还活着。”

  （2024年1 月 3 日，在与俄罗斯的囚犯交换中释放了乌克兰战俘，库尔科被释放。））

  当被问及是什么给了他力量来忍受囚禁的恐怖时，库尔科说：“首先，是我的父母。我曾考虑过自杀，但后来我想，在我在马里乌波尔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如果父母再来看我，那将是毁灭性的。其次，我的信仰。你很有可能会说，对神圣事物的信仰。虽然我是不可知论者。我是东正教徒，我戴着十字架，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自身是不可知论者”。

  库尔科说：“我有了幻觉症，我会幻觉灯光，或者脑海中不断播放俄罗斯监狱的音乐。”

  获释后，库尔科的体重只有 55 公斤，比他的正常体重轻了 20 公斤。他在基辅的一家医院度过了七个月，在那里接受了几次手术。

  库尔科回忆说：“他们切掉了我腿上的一条静脉和几个淋巴结。我的脊椎和脑挫伤也给我带来了麻烦。”

  起初，库尔科几乎一个星期根本没办法入睡。库尔科说：“我有了幻觉症，我会产生幻觉，或者脑海中不断播放俄罗斯监狱的音乐。我仍然一直梦想着战争和我被囚禁监狱的日子。”

  库尔科补充说：“有人告诉我，如果我定期去看心理学家，我会没事的。这需要一些时间。”

  库尔科回到扎波罗热的家已经一个月了。他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的体重，情况也好多了，但假如没有拐杖，他仍然难以行走。他继续在军队服役，为 乌克兰武装部队 （AFU）履行行政职责。

  库尔科现在计划搬到利沃夫，获得国际冲突研究的第二个大学学位。库尔科说：“我非常生气，但我知道我在战斗中已经没用了。所以我认为我必须在国际层面上做点什么。”

  库尔科已经向乌克兰调查人员、乌克兰安全部门、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提供了关于他被俄罗斯囚禁的经历的证词，并表示，尽管他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讲述他的故事具有挑战性，但他觉得这很重要。

  库尔科表示：“你必须告诉人们，这样他们才能知道那里真正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现在有多项已证实的事实表明俄罗斯战俘的遭遇，因此我认为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我真的希望它会。”

  获释后在基辅的库尔科。“当我的兄弟们在那里时，我的囚禁仍在继续。”左边的海报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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